本网讯（林惠卿 邱枫 蔡松君）“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这种经常在古装剧或戏剧里面才会有的字眼，近日却在漳浦县佛昙镇“出现”。


日前，漳浦县佛昙镇文化研究会收到一封来自荷兰莱顿大学的明代圣旨影印件。该圣旨两头无轴，但主体保存相对完整，以馆阁体写在1578年（万历六年）制造的丝绸卷轴上，以品字如意云纹为底，色分褐黄、暗黄、深黄、泥黄四种颜色。现存卷长度约为154厘米，宽约29厘米，诏书全文共31行、317字，文字为墨笔楷书，落款是“万历十年[1582]十一月初二日”，款上钤盖“制诰之宝”方形印章，印文为篆体。诰封结尾处有骑缝墨书编号“仁字柒拾玖号”，并加盖骑缝章“广运之宝”，拖尾织有“万历六年 月 日造”篆书字样。

圣旨上面的字迹清晰明了：“积善余庆，传纪教子，义方人臣，绩学登朝，孰不本之父哉……”从字面上的内容解读，此封圣旨是明代大臣赵范任明朝户部陕西清吏司员外郎时，朝廷诰封赵淑宽（即圣旨中“赵叔宽”）、赵淑宽原配苏氏、赵淑宽继室黄氏（即赵范生母）的圣旨，并对赵家积善余庆、教子有方的家风进行褒扬。

艰难取得 对研究明末漳浦历史意义重大


此封圣旨影印件的得来实属不易。一次偶然的机会，漳浦县佛昙镇乡贤阳高在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图书馆中国研究分馆的馆藏中发现这份圣旨。因考虑到该圣旨意义重大，阳高多次积极交涉争取，但因原件无法获取或购买，最终他拿到其扫描电子版文件。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中国研究分馆馆长Marc Gilbert教授强调，该圣旨是通过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合法获得，莱顿大学享有该圣旨的合法权益。

获得扫描电子版文件后，阳高如获珍宝。为了更好地研究乡土文化，他将圣旨的影印件寄给漳浦县佛昙镇文化研究会，而此道圣旨也在佛昙当地引起关注，一些乡土文化爱好者、热心人、研究者纷纷对其进行研究和探讨。“该圣旨可能是漳浦东部乃至漳浦境内发现的较早的一份实物，它对研究明代圣旨的规章典制提供实物支持，对研究明末漳浦的历史意义重大。”漳浦二中高级教师、佛昙镇文化研究会理事、乡土文化研究专家杨建良看到圣旨的影印件激动地表示。

据漳浦相关史料记载，赵范生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其祖上是宋朝帝室后裔，南宋末年迁定居于漳浦佛潭桥积美村(今佛昙镇石埕村积美)。隆庆五年(1571年)中进士，授南京庐州府无为州知州。赵范上任后，即广置学田，赡济贫寒士子，整顿学宫，学风大振。万历五年(1577年)，起补河南彰德府磁州知州。万历十年(1582年)，升户部陕西司员外郎，督饷雁门关，功绩显著，钦赐金币、文绮以资奖。此道圣旨就是赵范这个时期升户部陕西司员外郎时对其父母的诰封。万历十七年(1589年)，赵范为官十九年，依照规定进京向万历皇帝朝贺述职，他让妻子戴氏护送母亲回家。八月，母亲于回家的途中过世。赵范闻此噩耗，急忙回家治丧。赵范在母丧期满后无心仕途，遂隐居佛昙。后来因为佛昙积美位处沿海地带，常常遭受“海寇”入侵，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冬，赵范移居漳浦湖西乡，在湖西乡硕高山下建“完璧楼”。

互为印证 明代石碑与圣旨形成证据闭环


更为机缘巧合的是，2019年，漳浦县佛昙镇石埕村红塗自然村出土了多块明代石碑残石。经考证，初步判断这些石碑原为明代佛昙“宪伯坊”。这些石碑残石的碑刻内容为“赵叔宽初赠奉直大夫河南磁州知州再赠奉直大夫户部陕西司员外赵范累授奉直大夫”，是明朝“赵淑宽”“赵范”父子的简介，牌坊字迹清晰可见，距今逾四百年，甚为珍贵。

据推测，该牌坊原立于佛昙镇中街头，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被拆时搬到石埕红塗“旧铁木社”。今年已80多岁的漳浦县佛昙镇文化研究会首任会长杨永寿，亲眼见证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牌坊被拆的过程。“经推断，这些牌坊应该是当年赵范因获得圣旨的诰封才去雕刻建造的。”杨永寿表示，2019年在当地发现的有关赵淑宽、赵范父子的明代石碑残石与当前发现的圣旨两者互为印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闭环。

对于该道圣旨如何流落到海外，大家心中也都充满了疑惑。在“隆庆开关”开放漳州月港后，佛昙是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的重要枢纽，今有水门渡等遗址为其佐证。如今，在佛昙本地，有些居民家中还收藏着古老的“番银”。这些番银是当地早年往来东南亚的“番客”（苦力或商人）带回后遗存的，其源头应是大航海线上的南美洲等地。尽管“隆庆开关”历时甚短，但明清以来佛昙港一直是漳浦和东南亚交往的重要港口。古老东方帝国的一份皇室文书，如何流落到“海上马车夫”荷兰的一家大学图书馆里，应该和这段历史有一定的关系。


漳浦县佛昙镇文化研究会会长杨坤山推测，鉴于该圣旨颁发时间是1582年，赵范在世时间是1543年-1617年，而明代亡于1644年，结合荷兰人在闽南一带殖民活动的时间轨迹，因此存在几种可能的流失方式：通过正常的买卖取得；荷兰殖民者通过在漳浦沿海的战争或劫掠所得；赵范家族后来从佛昙迁居至湖西赵家堡，其族人中有“过台湾”时，可能随身携带该圣旨至台湾岛，后被荷兰殖民者借机取得。

遗憾的是，在赵氏族谱中，没有任何关于该圣旨的记载，更无从考据该圣旨是如何遗失的。下阶段，漳浦县佛昙镇文化研究会有关人士将继续联系海外的有关机构，收集与该封圣旨有关的材料，希望能尽快揭开圣旨遗失海外的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