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陈修茂，1951年7月生，福建福清人。1987年任宁德地区宁德县(市)委书记，1990年8月后任宁德地委委员、纪委书记，福建省纪委常委、省纪委副书记，厦门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厦门市政协主席。
采访 组：田玉珏薛伟江李 政
采访日期：2017年8月27日
采访地点：厦门市政协陈修茂同志办公室
采访组：陈主席，您好！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到宁德任职时，您对他的第一印象。
陈修茂：习书记是1988年6月到宁德任地委书记的。当时，宁德除了宁德、霞浦、古田3个县以外，其他6个县都是全国连片贫困区，整个地区财政收入不到5000万元，地区所在地宁德县的财政收入还不到400万元。我那时候是宁德县委书记。1989年，也就是习书记来宁德的第二年，宁德县由县改为县级市，1999年更名为蕉城区，但我们还是习惯称宁德县即当时的宁德市为宁德小市。
当时宁德地区的发展特点，可以用“老、少、边、岛”4个字概括。第一个“老”，整个福建有两块老区，一块是闽西的龙岩地区，一块就是闽东的宁德地区，这里有一半的乡镇都是老区。第二个“少”，是全国畲族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福安、宁德、霞浦、柘荣、古田等地都有畲族乡畲族村。第三个“边”，当时宁德地区地处边境，发展较为落后。以宁德县为例，县下面的洪口乡连砂石路都不通，拖拉机都开不到乡里。那时习书记去洪口乡调研，都是走路去的。第四个“岛”，宁德岛很多，海岸线很长，弯弯曲曲有1046公里。
习书记刚到宁德上任的时候，临时住在闽东宾馆。那时，宾馆条件很差。正值6月，宁德酷暑难耐，宾馆连空调都没有。但习书记既来之，则安之。他给我们大家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简朴、亲切、平易近人。
那个时候，宁德的干部群众对习书记充满期待，其中也有“等、靠、要”的思想，知道习书记在北京工作过，又在厦门特区当过副市长，希望他能带领宁德人民大干快上，马上开发三都澳、建设铁路、高速公路等等，能很快地推动闽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采访组：面对这种期待，习近平同志的态度是怎样的？他采取了哪些实际举措？
陈修茂：习书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扑下身子，到基层开展调研。他特别看重基层工作，对宁德全体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明确提出“四下基层”的要求，就是：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这成为他工作思路和工作作风的生动体现。
对于“四下基层”，习书记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调查研究下基层”。那些一般人很少去的偏远山村，他都去调研走访。有的地方车子进不去，他就走路，走也要走进去了解群众的真实生活状况。他说，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真实的东西。
调研中，他贴近群众，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问老百姓最关切的问题。他认为，做好基层工作，村干部至关重要。有一次，他在一个村里调研时讲：“当好村干部，要做好几件事：一是要有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理想，首先要勇于带领大家摆脱贫困；二是不能多吃多占，不仅群众的东西不能多吃多占，集体的东西也不能多吃多占；三是遇事多与群众商量，处事要一碗水端平。”他讲得既中肯又实在，大家听了都不住地点头称赞，感到有这样的领导做父母官，心里都很踏实。
1988年底，他到我们宁德县洪口乡调研。洪口是宁德地区四大特困乡之一，与寿宁县的下党乡齐名。调研中，他了解到整个洪口乡人口少，梯田面积大，粮食产量低，立即对县里提出要求：“洪口乡是新成立的一个乡，大家要全力支持，要派最强的干部去当书记和乡长。”随后，习书记又对洪口乡的发展指明方向：第一，洪口乡身处大山之中，造林自不必说，还要种一些经济作物，比如种茶、种果、栽竹子等；第二，这里水资源很丰富，应该勘察一下，看能不能建水库搞水力发电。我们按照习书记的指示，派当时任县民政局局长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干部去洪口乡任书记，很快把洪口乡的各方面工作都带入了轨道。后来，我们在洪口修路时进行勘察，发现洪口确如习书记所说的，很适合修建水库水电站。最后，我们把洪口水库建成了，既发电，又吸收部分劳动力，而且还把洪口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这为洪口乡快速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水库落成时，习书记已经调离宁德，但水库却是他当年在洪口调研时提出来建设的。如果没有这个水库，洪口的脱贫速度不会这么快。
采访组：除了调查研究下基层，习近平同志在其他三个方面还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陈修茂：习书记不仅调研在基层，面对宁德当时较为繁重的信访工作，他要求信访工作也要下基层。具体来说，就是由县有关部门领导组成队伍，县四大班子领导亲自带队，到乡镇一线去开展信访工作。简单地说，就是变群众上访为领导干部主动下访。按照习书记的要求，群众接待日要提前一个星期贴出公告，清清楚楚地告诉老百姓：某月某日，县里主要领导要到某某镇召开群众接待会，欢迎大家前来反映问题。
当时还是6天工作制，每周只有星期天休息，我们就把接待日放到这一天。因为来反映问题的人比较多，镇里条件有限，地点一般安排在学校操场或教室里。我们把可能遇到的问题分成七八个大类，不同的问题到不同的教室，老百姓来了一看就很清楚：反映经济问题的到一个教室去，反映处理案件不公的到另一个教室去，如此等等。接待过程中，有的群众是反映困难希望政府帮助解决，有的是对政策不了解或是有误读，希望我们帮助解释。一开始，老百姓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过来，没想到经过我们耐心细致的解释、疏导、分析利弊，和老百姓的心贴近了，问题迎刃而解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也大大增强了。
就这样，群众接待日每个月搞一次，坚持了下来。一开始，教室经常被挤得满满的，一天要接待上百人，梳理下来能有30多个具体问题。渐渐地，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群众来得也越来越少，信访接待下基层这项工作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其实，“四下基层”制度不仅是习书记倡导的良好工作作风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以这项制度为抓手，带动做好各乡镇的脱贫致富工作。那时候的农村，脱贫不容易，但返贫却很容易，要想确保脱贫成果，必须做到责任包干。“四下基层”就是责任包干的有力抓手。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及时了解基层实际，对贫困状况、群众生活有基本的把握，自然能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这种类似“包干”式的方法，在当时发挥了显著成效。习书记在“四下基层”中了解了宁德的农村，也引导宁德各级领导干部俯下身子，走群众路线，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采访组：您的讲述让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通过“四下基层”了解了宁德的基层面貌。那么，他是怎样带领宁德人民摆脱贫困的呢？
陈修茂：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调研，习书记对整个宁德地区的面貌有了深刻认识。他认为宁德扶贫要先扶志，要想发展，首先要摒弃“等、靠、要”的思想，解决思想贫困问题。他提出要树立“弱鸟先飞”的意识，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要想飞得高，就要看准一个目标，脚踏实地积极干，长期不懈地干下去，实现“弱鸟”先飞、快飞。
习书记给整个宁德地区的脱贫致富制定了长远规划：在保护环境、植树造林的同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发展多种经济；各个县要根据自身特色，制定不同的发展目标。我们宁德小市既有沿海乡镇，也有山区乡镇，属于复合型城镇，同时又是地区行署所在地，所以当时习书记对我们宁德小市的定位就是：发挥地区所在地优势，以沿海带动山区，发展目标就是建成地区经济发展中心。
习书记很重视环境保护，对宁德地区植树造林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深刻认识，很有远见。1987年9月，宁德九都乡畲族村九仙村，因为连降暴雨，水土流失，一天晚上出现了山体滑坡。除1人逃过一劫外，其余15户32位村民全部遇难。我们都感到很痛心。后来，我陪习书记专门视察了该村灾后重建家园的生产生活情况，在得知宁德地区山体滑坡频发的主要原因是森林破坏严重，习书记要求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村搬到平整的、不会出现滑坡的地方，然后整片整片地造林。于是，我们就根据习书记的要求，重新选址建立了新九仙村。后来，他还专门去看望了新九仙村的群众，又向乡亲们讲起植树造林的重要性，告诉大家要多种茶、多种水果，做好环境保护。
习书记还特别注重植树造林与当地经济相结合。宁德小市虎贝乡从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就开始做蒸笼，至今有900多年历史，是一份珍贵的民俗文化遗产。但在当时，虎贝乡都是一家一户自己做蒸笼，规模很小，只能内销。习书记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提出：“蒸笼是老字号，要成规模，把老字号搞起来。”而要把规模搞起来，首先就要求原料能跟上，竹子是蒸笼的主要原材料，这就需要造林造竹。大家觉得植树造林对自己增收有帮助，自然就提高了积极性。很快，虎贝蒸笼的原料问题得以解决，规模也越做越大，现在已行销世界。
今天你们再到宁德去走一走，就能看到习书记当年大力推广种植的树和竹子都已经成材，宁德市的森林覆盖率达到67%，超过了福建全省的森林覆盖率，这就是他当年早抓植树造林工作的硕果。而当时全国各地对环境保护和植树造林重视程度还不高，习书记能高瞻远瞩，真的很不简单。
习书记还要求我们结合实际发展多种经济。有一次他跟我们讲，宁德地区有种水果的先天优势，特别是有特色的水果，像水蜜桃、蜜桔、柑橘、葡萄，都适合宁德的气候条件，而且现在市场非常好，需求量很大，为什么不发展呢？我们就在习书记的指引下开始种植这些经济作物。如今，全国品质最好的水蜜桃就出产在我们宁德市的古田县，还有蜜桔、柑橘、巨峰葡萄等销路也很好。这些都是习书记当年大力推广的结果。
现在我们都知道，宁德是全国茶叶的主产地，但在当时，我们这里虽然也种茶，但却是零零散散的，每个县都有一个茶厂，品种杂乱，质量不一，不成规模，更谈不上有什么出名的品牌，对外自然也就卖不上好价钱。有一种说法：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这些说法用来形容当时宁德乃至福建的茶叶生产情况，是再形象不过的了。
习书记经过调研，发现福安、周宁、寿宁、福鼎这些县非常适合种茶，就要求我们因地制宜给茶叶分级，要成片、成规模地种植，科学管理，打出品牌，尤其要打出宁德的品牌，做出精品茶叶。他还特别强调：“一些贫困户搞不起来你们就要帮他，由贫困户提供劳动力，生产队在其他各个方面提供支持”。那个时候银行贷款还比较少，生产队就给农民赊账，还给一些补助，终于使茶叶生产成了规模。
除了推进茶叶种植的规模化，习书记还指导推进茶种改造，提升茶叶质量。后来习书记离开宁德去福州任职的时候，我们的茶叶生产已经成了规模，经过茶种改造，生产出来的茶叶质量也有了提高，但他还一直牵挂着宁德茶叶产业的发展，叮嘱我们：“成了规模，有了质量，没有品牌，销路也不行。”考虑到宁德地区的宁德小市、霞浦、福鼎能够出产茉莉花，习书记就支持我们从福州引进茉莉花茶制作工艺，还帮助我们打造白茶和茉莉花茶的品牌。
现在，宁德已经成为福建生产茶叶的一个重要基地。谈起福建的茶叶，除了武夷山，接下来就是宁德的品牌，像闽东白茶、福鼎白茶、宁德茉莉花茶，都已经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单单茶叶这一块，就使我们宁德小市的霍童、虎贝、洋中、石后、赤溪等许多乡镇摆脱贫困。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规模化生产、质量提升，还是打造品牌，都凝聚着习书记的心血。
在带领宁德人民摆脱贫困的过程中，习书记不仅对植树造林、种植经济作物这些农业方面的内容非常关注，他也很注意因地制宜发展工业，提升人口素质。有一次，我们向他汇报石后乡引进香港的针织厂，他听了很感兴趣，就实地去调研，看一下这个山沟沟里怎么引进针织厂。来到石后乡，他就问我们：“针织厂办到这里来，那工人素质怎么样？”我回答说，工人基本上都是小学文化，能有初中文化的就算不错了。他听后说：“你们劳动力资源很雄厚，引进这个针织厂也不错，但要注意抓好工人培训，要有一批能够胜任针织厂工作的工人。如果你的培训没有跟上去，那开办针织厂就是给别人打工。”
还有一次，习书记来到飞鸾镇，给我们出主意：“你们飞鸾镇离福州这么近，而且有这么多华侨，为什么不搞‘三来一补’？这里有劳动力，可以引进一些适合农民做的事情。”所谓“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对当地劳动力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条件的要求比较低，确实非常适合我们当时的情况。我们很快联系到福州十邑同乡会会长林铭森，准备在飞鸾镇开办一个玩具来料加工厂。习书记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就对我们说：“据我了解，玩具方面的来料加工和来件加工订单很多。我看飞鸾周边几个乡的劳动力比较丰富，特别是妇女劳力闲置的比较多。这个玩具加工厂，可以考虑把周边乡镇的劳动力也吸引进来，形成一个聚集区域。这样的话，周围的劳动力也都调动起来了。”我们就按照习书记的建议，把千家万户都纳入其中，形成了飞鸾、三都、城南的玩具制作聚集区。因为是“三来一补”的模式，制作玩具的原料和样品都是对方拿来的，我们工人只需要照着样品去制作，甚至都不需要厂房，妇女在家就能做，这样她们还能兼顾做家务、照顾小孩，效果非常好。
在习书记“弱鸟先飞、滴水穿石”思想的指导下，宁德经济快速发展，地区财政收入从以前不到5000万元发展到现在超过100多亿元，涨了20多倍。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脱贫攻坚的论述，几十年前他在宁德的实践就已经堪称“精准扶贫”了。说实在的，作为本地人，我们都没能够像他那样对问题了解那么透，也没他想得那么深，看得那么远。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您是在习近平同志任职宁德期间提任地区纪委书记的，请您结合自己的情况讲讲他的用人观吧。
陈修茂：习书记经常对我们讲，党员干部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我认为，他在干部使用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五湖四海，一个是默默奉献。
首先，习书记不唯亲、不唯年龄，就看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责任感，有没有担当。当时我还比较年轻，已经担任宁德小市市委书记一段时间，但资历比我老的同志多的是。那时，组织上推荐我任地委委员、纪委书记。据说，省里有位领导提出：纪委书记一般要求年纪大一些，德高望重一些，这么年轻的同志去当纪委书记，会不会不合适？习书记就讲：“我比陈修茂还小了两岁，我都能当地委书记，他为什么不能当纪委书记？关键还是看能力。”后来在正式文件下达前，习书记找我谈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你当纪委书记是很适合的，因为从你的工作风格、水平，到你的为人、本质，都适合当纪委书记。我相信你能做得好。”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和习书记的接触并不算多，他之所以这么信任我，推荐我当纪委书记，很可能就是看到我工作中处理各种各样事情的时候，能够脚踏实地地去做，有了问题也敢于担当。这也是在他言传身教影响之下形成的。
习书记选用干部的第二个特点就是默默奉献。他观察人并不是听你汇报时说了什么，而是看你实实在在做了什么，有没有做着眼长远的铺垫性工作，有没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当时的宁德是个穷地方，福建的其他地区都撤地改市了，唯有宁德还没有。在这种地方工作，如果不能选出一批默默奉献、勇于铺垫的干部，人人都想着眼前的工作，那宁德就很难有后来的发展。
习书记非常注重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1989年初，他召开了宁德地区的党风廉政工作会，会议主题就是讲廉政治理，就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他通过一段时间调研，发现了许多问题，就在会议上提出来重点抓三个方面：一是查处违法违纪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违规占地建房问题；二是查处以权谋私，违规审批各种项目、指标的问题；三是查处贪污受贿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中，习书记把处理干部违规占地建房作为最突出的问题来抓。起因是他在调研的时候，发现郊区很多房子盖得跟小洋楼一样，每栋都不错，但看过去又很不规整，而且又听到群众对干部违规占地建房反映强烈。他就问这些房子都是谁盖的，有没有一些干部参与其中。我经过调查，向他做了汇报：这些房子，一部分是农民盖的，一部分是干部的，还有些是籍贯在这里，但在其他地方任职的干部盖的。他接着就问：“群众有没有反映？”我说，群众当然有反映了，别说老百姓的反映了，我们自己都很纳闷，这些干部怎么会有钱在这里盖房子？当时工资收入很低，每月只有100块钱上下，哪来那么多钱？要知道，干部占地建房会引起群众最直接的反感，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腐败。所以习书记把干部违规违法占地建房当作党风廉政建设的突出问题来抓。
抓违规占地建房，当时是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开始查起，整顿力度非常大，全地区查处了一两百名干部违规违法占地建房，单宁德小市就查处了12名违规占地建房的干部，有的追究法律责任，有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这件事，在全地区反响很大，群众拍手叫好，都说“共产党在反腐问题上动真格的了！”这件事，也充分展示了习书记从严治党的决心和担当，在宁德干部群众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习书记对干部要求严格，但对老干部十分尊敬，非常重视发挥老同志的作用。我们宁德有一位红军老战士叫黄垂明，是当年闽东游击队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福安专区(后改称宁德地区)副专员，大家都很尊敬他，尊称他“阿伯”。习书记到宁德任职的时候，阿伯已经80多岁了，习书记逢年过节都去看望他，平时还经常去和他聊天，听取他对宁德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还有宁德地区前任地委书记吕居永。习书记接任的时候只有35岁，而吕书记当时已经66岁了。吕老亲口对我说，习书记在宁德的时候对他就很尊敬，后来他退了休，习书记到省里工作，还是一有空就去看望他，他认为像习书记这样的领导干部确实不可多得。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的工作接触和交往中，还有哪些让您记忆犹新的事情？
陈修茂：习书记有三个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个特点是生活朴素。当时地委的食堂很简陋，习书记平时就在食堂吃饭。有一个周末，他和秘书一起散步到我家里，我留他吃午饭，他说食堂还留着他的饭呢，不回去吃就浪费了。习书记平时基本没有什么应酬。有一回元旦，我看他晚饭后没什么安排，就约上几位同志去他家里和他一起过节。我们上街买了点卤肉卤料，到他家里，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吃饭。我记得当时筷子不够用，就直接用手抓着吃，他很随和，一点都不介意。
有时候，习书记的爱人彭丽媛老师来看望他，他们就自己买菜做饭，我在菜市场碰到过两次。生活中，他们穿着很朴实，走在街上很难认得出来。
习书记的住处也很简朴。门外的栏杆后面有个储物的地方，那里放着四副挑土的簸箕，还有两三把锄头，这都是他和秘书劳动用的工具。每次机关搞义务劳动，他只要在，从不落下，干起农活来也有板有眼，一看就是在陕北插队时打下的基础。
